在陕西汉中东郊，有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叫陈家营。这里有一座青砖灰瓦的深宅大院，围墙高耸，门前悬挂着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战时游击干部训练班”的招牌。周围的居民对此地避而远之，因为夜间常常传来奇怪的声响，仿佛有人在呼号，也像是有人在饱受折磨。在这里进出的人屈指可数，偶尔有离开者，他们的神情都是迷惘而无助。院子里被禁止进行任何与个人护理有关的活动，甚至上厕所时也有人跟随计时，学员们之间严禁随意交谈，每个学员的铺位之间悬挂着布帘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召去“谈话”。

这个地方并不是普通的培训班，而是军统的秘密特训基地。对外称为“汉中特种技术训练班”，由戴笠亲自掌管，实际操作由程慕颐负责。他的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。学员们在这里的唯一归宿就是“生进死出”，活着进入，却只能死去才能离开。他们的任务是潜入延安，渗透其中，长期隐伏，搜集情报，并寻找机会实施暗杀。

从1939年9月到1941年3月间，汉训班一共招收了九期学员，课程包括政治侦查、射击、擒拿、化妆、隐匿、爆破、暗杀和投毒等。学员们学习如何用米汤、矾水和唾液编写密信，并通过碘酒和火焰来显现字迹。每个人都需熟记各种显影液的配方和情报加密的密码本。这些学员被逐步派遣出去，像钉子一样，深入到延安各个重要部门。

到1942年，汉训班的“钉子”早已扎得极深，延安的军委二局、联防司令部等要害机构都隐藏着这些特务。他们不仅从事情报工作，还通过同一个电台向西安传送了多封密电。倘若这些情报继续泄露，延安的安全便岌岌可危。

然而，第一个松动的“钉子”却是吴南山，原为甘肃庆阳的小学教师。因参与抗日宣传被解职，1940年春，他被同事诱骗进入汉训班，原以为能学习抗日知识，实则每天接受反共洗脑。几个月的训练让他愈加厌恶国民党特务的行为。1940年10月，吴南山毕业后被派回庆阳从事情报工作。回乡后，他发现共产党在进行减租减息、办学、组织生产，百姓虽苦，但生活条件远胜于国统区。于是，他决定反叛，向陇东中学副校长陆为公坦白自己的经历，并上交了带回的情报资料和汉训班的详细情况。

起初，陇东保安科对吴南山表示怀疑，遂派他进行情报传递，并截查其行动。最终确认吴南山并未逃避，这确实是一次叛逃事件。他所透露的信息引起了陇东党组织的高度重视，迅速上报延安。中央社会部觉得此案相当严重，随即展开调查，由布鲁负责此案。

布鲁，本名卢茂焕，出生于1909年，是位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，长期从事地下工作。调到延安后，他进入红军大学并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。他独特的经历让他对特务行为趋势非常了解，更有趣的是，他的一只手因一次查缉行动而残疾。毛泽东得知布鲁破案的事后，曾表示：“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，最好有十几个。”接手此案之后，布鲁并没有立即逮捕嫌疑人，而是选择了先行调查。